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十五五”谋划之年。广大理论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各领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形成若干热点，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提供了坚实学理支撑。

        热点一：“十五五”时期何以承前启后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党的二十大作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第一步，需要通过实施“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3个五年规划来完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科学擘画。理论界聚焦全会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重大战略部署进行研究阐释。一是深入研究我们党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编制实施中长期规划的非凡历程、显著成就和宝贵经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二是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家五年规划编制实施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及其对于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重要理论指导意义。三是深入研究“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及必须遵循的“六个坚持”原则，深刻理解“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四是深入研究“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深刻理解这些战略任务的决策意图、目标要求、重大举措、工作重点等。五是深入研究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强调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理论界认为，要进一步把全会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重大战略部署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中，置于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中去深入研究，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好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热点二：中央八项规定为何成为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

　　作风问题，历来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重大政治问题。2025年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推动作风建设取得新的明显成效。

　　理论界聚焦党的作风建设、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展开深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一是深入研究百余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作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这些成就、经验对于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启示意义，强调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二是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包括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本质属性、核心要义、战略举措、重点任务、有效途径、重要目的、制度保障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三是深入研究作风建设与党的自我革命二者内在辩证关系，认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关键抓手；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提供根本方向和强大支撑，推动作风建设实现从治标向治本深化。四是凝练管党治党的经验规律，认为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融入党性教育全过程，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必须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作风建设实效筑牢自我革命根基。五是聚焦“四风”顽瘴痼疾的最新特征，认为当前“四风”问题呈现隐蔽化、数字化等新动向新变种，必须紧盯作风顽疾的新表现新形态，既纠治具体问题，又深挖思想根源、完善制度机制，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理论界认为，当前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作风问题顽固性、反复性的深层成因，破解“一抓就好转、一松就反弹”的治理怪圈，探究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的办法策略，为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热点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什么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在这一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年份，理论界以历史映照现实、以思想远观未来，进一步深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讲好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坚定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信念信心。

　　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方面：一是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强调中国共产党最早举起抗日旗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与坚定维护者，是全面抗战路线与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制定者和践行者，是依靠民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提出者，是敌后战场的开辟者与中坚力量；深刻剖析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锻造了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推动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把民族复兴送上了历史的快车道。二是充分阐明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历史贡献，强调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与壮大争取了宝贵时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不可替代的战略性贡献。三是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强调二战胜利成果与《联合国宪章》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以史实为依据驳斥各类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凝聚国际社会共识，共同抵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错误行径。尤其是针对高市早苗之流否定侵华暴行、公然炒作“台湾地位未定论”、重拾军国主义扩张老路等行径，强调高市谬论不仅违背《波茨坦公告》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还违反《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是对国际法理的严重挑衅。四是深入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承与时代价值，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建党精神的关系，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的实践路径。

　　理论界认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研究，不能随着纪念活动的淡去而淡去，要坚持正确抗战史观、二战史观，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系统性研究，改变中国抗战贡献在国际主流叙事中被忽视、降格甚至否认的事实，客观全面地还原历史真相，更有针对性地抵制批驳日本各种否认侵略暴行、歪曲侵略历史的错误行径。

        热点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何以是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

　　2025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5周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中央宣传部、中央依法治国办对2021年出版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进行修订，组织编写《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把“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第十二个坚持”，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最新发展，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再掀新高潮。

　　一是聚焦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重大意义。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将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紧密结合起来，使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在法治轨道上实现融合贯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彰显出与时俱进、开放发展的理论品格。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和“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也为在法治轨道上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大国治理难题，丰富和发展人类法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区别于西方法治理论的又一大显著标识。二是深入研究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实践要求。强调要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作用，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不断健全统一决策、一体运行的执纪执法工作机制，推动执规与执法标准协同、程序贯通、工作联动，促进纪法有效衔接、适用纪律和适用法律有机融合，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三是着力澄清一些模糊、片面、错误认识。认为鲜明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进一步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破除了“西方法治中心主义”，强调我们决不走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决不能把法治领域改革变成“对标”西方法治体系、“追捧”西方法治实践，要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理论界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存在标识性概念提炼不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成果欠缺等问题，要持续推进学理化、体系化研究阐释，进一步深入研究该问题与“十二个坚持”其他方面以及整体的关系，更好以法学理论创新服务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热点五：扩大内需为什么是战略之举

　　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2025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重点任务第一条；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首。这充分说明，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

　　扩大内需不仅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围绕这一热点，理论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充分阐释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认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将超大规模市场这一独特优势切实转化为驱动发展、抵御风险的动力和能力，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深厚的、可持续的战略根基。二是深入分析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总需求不足这一突出矛盾，认为造成内需不足的原因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矛盾，还有体制机制的影响，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三是深入分析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和持久动力，认为扩大内需必然要把大力提振消费作为重要任务，将消费从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培育为“主引擎”。四是深入研究阐释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认为“投资于物”表现为投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等实物资产，而“投资于人”指的是将更多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到人的能力提升、健康维护、职业发展和潜力开发中，以消费潜力释放和人力资本提升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了“见物更见人”的投资理念。五是聚焦健全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认为要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夯实消费能力根基；优化投资结构，发挥政府投资带动效能；完善投融资机制，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补短板项目建设；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等。其中，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尤其引起广泛关注。

　　理论界认为，当前在分析我国内需不足的阶段性特点和背后体制机制等影响方面还不够深入，如何把提振消费、扩大投资和稳定预期结合起来，如何加强宏观政策统筹协调的力度和效应，如何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地区实际的扩大内需政策举措等方面，还有很多深入研究的空间。要加强对扩大内需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的具体研究，深入探究“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和整治策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智力支撑。

        热点六：人文经济学研究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深刻揭示了经济与人文深度融合的理论精髓。2025年，“苏超”火爆出圈，为地方因地制宜践行人文经济学提供了参考。当前，数字技术革命下推动经济发展，人文需求、人文价值、人文精神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也亟需从人文经济学视角给予理论关切与实践回应。

　　围绕这一热点，理论界聚焦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双向发力、纵深推进。在理论层面，着力夯实人文经济学的学理基础。一是明确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经济活动的终极价值追求，凸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超越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片面性。二是深入阐释“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内在机理，形成二者相互赋能、协同发展的理论框架。三是聚焦“人文资本”、“文化价值转化机制”等标识性概念，推动研究从零散探索走向体系化建构。在实践层面，各地立足实际探索人文经济发展路径。一是提出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价值转化，依托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开展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创新开发，培育沉浸式文旅、云端展览等新业态，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产与消费新场景，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增收的良性循环。二是深入研究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认为要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将历史文脉传承、特色文化IP打造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推动产城人文深度融合。三是认为将人文精神和文化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能，强调要推动文化产业与农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又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理论界认为，当前人文经济学研究仍存在学理化阐释深度不足、核心概念内涵与外延尚未厘清、跨学科融合广度不够等短板。对此，要强化跨学科融合与方法论创新，加强中西方比较研究与国际学术传播，为全球经济理论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同时坚持系统集成与因地制宜相统一，总结各地实践样本经验，把人文价值理念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与政策制定过程，让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形成良性互动。

        热点七：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2025年，党中央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我国首部专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既为民营经济注入强劲信心，也不断深化拓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

　　围绕这一热点，理论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方面：一是深入研究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党和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已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宪法和党章都有明确体现，是长久之策、固本之举，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针对“民营经济退场论”等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深刻阐明我们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二是聚焦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与营商环境，认为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层面破除隐性壁垒与不合理限制，尤其是明确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让民营企业安心谋发展，有利于稳定预期、提振信心；优化营商环境关键是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决破除市场准入障碍，严格落实“非禁即入”，构建“亲清统一”新型政商关系。三是聚焦激发民营企业内生发展动力，强调民营企业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自觉，坚守主业、做强实业，通过自主创新、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按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治理、规范管理，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理论界认为，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当前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挑战和困难，有针对性地批驳社会上对民营经济存在的噪音杂音，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引导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热点八：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着力点何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坚定“四个自信”的战略需要，也是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理论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方面：一是阐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意义，认为有助于打破长期存在的西方知识霸权与话语依赖，塑造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与文化软实力，不仅是学术内部的范式革新，更是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战略工程。二是阐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遵循，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批判与建构、守正与创新、开放与自主的辩证统一，最终形成兼具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与开放性的知识体系。三是阐释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现路径，强调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梳理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筑牢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强调深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提炼具有原创性、解释力和国际传播力的标识性概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以此牵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四是探索构建各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认为各学科在坚持共同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要结合自身特点探索特色路径。比如，政治经济学要立足高质量发展等中国实践，着力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系统化理论，推动新质生产力等概念的学理深化与实践转化；政治学要围绕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拓展学科边界，形成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论范式；法学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加快建构独树一帜、世界领先的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理论界认为，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仍面临理论建构与标识性概念的内涵挖掘尚不深入、跨学科协同机制仍不健全等问题。要在机制建设与范式创新上协同发力，强化问题导向与理论建构能力，强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联动发展与良性循环，主动设置议题、搭建平台，推动以自主概念和范式参与并引领国际学术讨论。 

        热点九：新大众文艺怎样出新更出彩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媒介技术的兴起和普及运用，“人人皆可创作，处处皆为现场，人人都能传播”，人民大众更普遍、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活动之中，形成了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情感联结强的“文艺公共空间”。理论界对新大众文艺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充分讨论。

　　围绕这一新问题域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方面：一是阐明新大众文艺的概念，认为这是数字技术变革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深度融合的时代产物，是在党的领导下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民大众为核心、突破传统文艺生产传播固有模式，兼具全民参与、共创共享特质的新型文艺形态。二是阐释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定位，认为其传承了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史观”精神内核，体现了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彰显了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本质。三是剖析新大众文艺的时代特征，认为新大众文艺具有科技赋能的鲜明性与驱动性、创作主体的大众化与多元化、内容表达的现实性与亲民性、形态载体的丰富性与融合性等时代特征，构建起全民参与、共创共享的“人民文艺”新形态。四是探索新大众文艺的繁荣路径，认为必须扎根于人民生活的丰厚土壤，鼓励普通人以鲜活的时代故事为素材进行创作，使这场蓬勃的文化浪潮出新更出彩。

　　理论界认为，新大众文艺迎来创作的“井喷期”，但也显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在流量快速变现的利益驱使下，部分创作者一味追求短期商业利益，导致泛娱乐化、价值观导向混乱等倾向；媒介化的文艺评价体系也容易过度依赖收视率、点赞数、转发量等数据指标，忽视长远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等等。对此，必须在规范引导中激发创新活力。一方面，通过树立新大众文艺的优秀标杆，提升大众审美水平、引领社会风尚，推动通俗表达与思想深度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强化价值引导与平台责任，以法律、技术、政策等手段规制资本驱动下的内容消极倾向，营造风清气正、向上向善、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热点十：人工智能为何让人欢喜让人忧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这一重要论述立足国家战略全局，精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规律特征与价值导向，为新时代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理论界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方面：一是阐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现实意义，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能够实现民生改善的普惠化、精准化、高效化，构筑更具智能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有助于构建新型科研范式，促进技术研发、工程实现、产品落地一体化；还可以促进教育教学提质增效，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等。二是深入分析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要素——数据、算力和算法，强调富含人类逻辑与行业智慧的高质量数据是大模型智慧的源头，算力决定了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对海量知识的凝练，算法则决定了如何去构建架构以及如何高效地利用算力和数据，当前的大模型架构在数据和算力效率上已逐渐触及瓶颈的情况下，需要探索全新的算法和模型架构的范式革命。三是认为人工智能是把“双刃剑”，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各种风险和复杂挑战，导致一系列新的伦理难题和道德困境，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必须把握好技术进步速度与社会风险承受能力的关系，遵循技术演进规律，守牢国家安全底线。四是阐述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实现路径，强调要强化基础研究攻关，整合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力量开展跨学科联合攻关，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难题；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与隐私计算技术体系，建设国家级算法公共服务平台，优化算力资源布局；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专家引导、公众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五是认为要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公平普惠发展，着力解决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的技术鸿沟问题，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建立跨境风险协同防控机制，共同应对技术滥用、数据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好惠及全人类。

　　理论界认为，目前对人工智能的理论认识和伦理反思相对滞后，以技术治理为中心的人工智能综合治理才刚刚起步。例如，我国人工智能的底层能力体系仍面临“卡点”风险，部分关键基础软件如固件、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仍长期依赖海外体系，尚未建立并完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规范及问责机制；尚未明确人工智能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边界；等等。要进一步前瞻研判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带来的风险和挑战，通过科学的规范治理，平衡好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有效治理的关系，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朝着增进人类福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

        热点十一：全球治理倡议为全球治理变革贡献了什么

　　2025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多重治理挑战，全球治理赤字不断扩大，世界迫切需要新的理念与方案回应“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大公共产品，契合世界所需，顺应人心所向，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一道，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确定性，引发理论界广泛探讨。

　　一是阐明全球治理倡议的重大意义，认为这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增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的执行力、有效性，使之更符合变化的形势，更及时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对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强烈呼声。二是阐释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直面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的问题，对未来全球治理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前提、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如何才能取得治理成效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了科学解答。三是阐述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有机统一、连为一体，认为四大全球倡议相互促进、有机统一，共同构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体系，为破解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全面方案。

　　理论界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已获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欢迎支持，但理念转化为行动仍面临霸权思维与单边行为等严峻挑战。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推动国际机构改革，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与话语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发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等新兴平台的示范作用，倡导以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加强理念传播与国际对话，阐释倡议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逻辑，依托学术交流、公共外交等渠道讲好中国方案的公正合理性与文化底蕴。

         责任编辑：祝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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